胡適的糾結：北大校史起點的兩難

從1936年以后，是否應該把北大認祖歸宗追溯到漢朝的太學，就在胡適的心中天人交戰著。這與中國最老大學息息相關。這與北大校慶爭議息息相關。這與太學與京師大學堂息息相關。這與胡適與北大校史息息相關。這與北京大學歷史溯源息息相關。1946年3月3日，在回國就任北大校長前夕，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夏魄司儀器公司總裁，謝謝他贈送北大一部研究儀器。胡適告訴夏魄司（P。T。Sharples）先生，他和李國欽都把北大的英文名稱寫錯了。李國欽是夏魄司的朋友，夏魄司贈送北大儀器，就是通過李國欽的關系。胡適在信尾說：

    我注意到你和國欽在稱呼敝校的時候，都有點小錯誤。北京在1928年改稱北平，但國立北京大學——它可以追溯到1898年中國所設立的最早的國立大學［京師大學堂］——保留了它原來的名字。所以，它仍然名為北平的北京大學［注：其實哈佛大學三百年慶的官方記錄也稱北京大學為北平大學］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北京的“胡適檔案”里藏有這封信的草稿。同樣這句話，胡適在草稿里說的是：“但國立北京大學——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中國所設立的最早的國立大學［注：即太學］——保留了它原來的名字。所以，它仍然名為北平的北京大學。”

   

從太學到大學堂：胡適的搖擺與校慶定論

北大該不該認漢朝的“太學”為祖，讓自己變成全世界最老的學府呢？胡適當了校長以后，還是左右搖擺。1948年12月13日，他為紀念校慶而寫了一篇《北京大學五十周年》。在這篇文章里，他先夸稱北大可以說是全世界

    最老的大學：

我曾說過，北京大學是歷代的“太學”的正式繼承者，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，他可以追溯“太學”起于漢武帝元朔五年（西歷紀元前124年）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。那是歷史上可信的“太學”的起源，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。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！

    但是，胡適接著說，北大有志氣，不愿意用祖宗的余蔭來長自己的威風：

    但北京大學向來不愿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，不愿意賣弄那兩千多年的高壽。自從我到了北大之后，我記得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北大紀念二十五周年，廿七年紀念四十周年，都是承認戊戌年［即1898年］是創立之年（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館的設立，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長二十多年。但北大好像有個堅定的遺規，只承認戊戌年“大學堂”的設立是北大歷史的開始）。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，著實有點志氣！

    北大的歷史應該從公元前124年算起，還是從1898年算起，這當然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。如果我們能追問胡適，他一定會說這只是聊備一格的笑談罷了，就仿佛我們偶爾會去想象或希冀：“歷史不是那樣演變的話，現在當如何？”真正值得我們去追問的，是胡適為什么會一再提出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。這是年輕的胡適、特別是成為北大一員以前的胡適連想都不會去想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胡適變了。

情系燕園：胡適對北大看法的轉變

胡適變了，因為他鐘情于北京，更鐘情于北大。他1957年6月4日在紐約所立的遺囑，就把他1948年12月留在北平的一百零二箱書籍與文件全都贈與北京大學。也正由于胡適鐘情于北大，等他成為北大的一分子以后，他對北大的看法也不免受到這個情分的感染，而與他年輕的時候，能用“冷眼面對事實”（tough-mindedness）的態度而有微妙的不同。這其中有感性的愛護與期許，也有理性的評斷與反省；有對其不成氣候的怨懟，也有珍惜其系學術于不墜的貢獻。當然，這也跟人習以為常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惰性有關。